從焦慮到理解：重新認識數位時代的公民協作

從技術演進到社群轉型，探索數位時代公民參與的新樣貌

我從高中到現在，一路參與了 4 年的 g0v

當我第一次感受到 g0v 活力減弱時，內心不免產生了些許焦慮，這也促使我開始深入思考自己的參與方式，進而選擇休學，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到黑客松參與人數下降、個人發起的各種的專案無以為繼，彷彿看到一個重要的公民力量即將消散。但有趣的是，當我真的跟社群的人說我打算休學的決定之後，他們都一臉困惑，覺得這是個非常衝動的決定（事實也證明卻是是這樣沒錯）

這樣的焦慮也讓我開始思考，不只是 g0v，整個數位世界的公民參與是否也正在經歷類似的變化。

經過半年的沉澱與思考，我開始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g0v 動能的下降並不代表它正在衰退，而是在數位時代巨變下的自然演化

可以想像成一隻肥大的毛毛蟲漸漸變得一動也不動，這不代表這隻毛毛蟲即將死去，而是代表轉變期即將來臨，在這次轉變之後，這樣的社群型態將會化為一隻動能更強大的蝴蝶，引導著更多人在數位世界裡生活下去。

磁碟片終將被雲端取代，傳統的協作模式也必然面臨轉型。雖然大松經費短缺是個迫切的挑戰，但這只是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一環，而非全貌。同時我認為前幾年 g0v 社群進行資料集體共創的社群模式，不只是程式碼而已，文化內容更是如此，將會為面臨 AGI 甚至 ASI 時代到來的我們，一個重要的行動指引

數位時代的變革不僅體現在軟體技術與發行模式上，也深刻影響了公民參與與協作的方式。從 1970 年代以實體載體為主，到今天雲端、訂閱、甚至 AI 協作工具的崛起，這段歷程見證了技術進步與社會參與模式之間相互塑造的關係。本文試圖串聯軟體演進、數位公民參與轉型以及開源協作的發展脈絡，讓讀者能夠清晰地看見各個時代之間的聯繫，並理解像 g0v 這類社群的變遷，實則是數位環境自然進化的結果，而非單純待解的問題。

軟體發展的時代轉換

實體媒介時代：從磁碟到光碟

軟體革命的真正開端可追溯到 1971 年 IBM 推出第一張 8 吋磁碟片，這不僅開創了數位資料儲存的新紀元，也為軟體脫離硬體綁定奠定了基礎。隨著 1981 年 IBM PC 的問世，5.25 吋磁碟片成為早期軟體分發的主流；而 1987 年 3.5 吋磁碟片的推出則在容量與便攜性上帶來顯著改善。接著，光碟時代的來臨進一步革新了軟體分發方式：

• 1982 年，飛利浦與索尼合作推出 CD，最初用於音樂儲存，隨後演變成 CD-ROM。
• 1985 年，首張 CD-ROM 的問世對如 Microsoft Windows 與 Office 等大型軟體產生了深遠影響。
• 1995 年 DVD 的出現及 1997 年 CD-R/CD-RW 的普及，使得使用者能夠自行燒錄，提升了資料儲存與軟體安裝的靈活性。
• 2003 年 藍光光碟的推出，雖然重點在高畫質影片市場，但也標誌著實體媒介技術的巔峰。

當時的商業模式除了有小時候耳熟能詳的巧連智光碟以外，還有像是 Netflix 那樣的光碟片租借服務，以及週五晚上麥當勞大薯買一送一的時候會順便去租一片的百事達

數位下載與 App 時代：突破物理界限

進入 1999 年後，數位下載成為軟體分發的新模式。Napster 的誕生雖因版權爭議最終告終，但它開創了數位分享與傳播的先

隨後 2003 年 Apple iTunes Store 與 2004 年 Steam 平台的推出，分別在音樂、影視與遊戲軟體領域，讓合法且便捷的數位內容購買與下載成為主流。2007 年 Adobe Creative Suite 3 推出數位下載版本，則標誌著專業軟體市場全面進入數位時代。

2007 年 iPhone 問世，隨著智慧型手機普及，2008 年 Apple App Store 與 Google Play Store 的上線，帶來了 App 時代的爆炸性成長。這種模式隨後逐步延伸到桌面應用（如 2011 年的 Mac App Store 與後來的 Microsoft Store），改變了軟體取得與更新的傳統模式。

智慧型手機和 App 商店的出現，讓人們能夠隨時隨地參與協作，這進一步打破了時間和地點的限制，為公民科技社群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參與可能。

雲端應用與訂閱制：協作與服務模式再升級

2006 年以來，Google Docs 率先開創雲端協作的模式，隨後 Dropbox、Google Drive 的普及，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檔案儲存與協同作業的認知。到了 2015 年 Figma 與 2017 年 Notion 的出現，更是將雲端應用帶入專業工具與綜合服務領域。雲端應用不僅提供了即時協作的平台，同時也使得軟體服務逐步由一次性購買轉向持續訂閱。2011 年 Adobe Creative Cloud 與 2013 年 Microsoft Office 365 的轉型，確立了 SaaS 模型在市場上的地位，成為企業與個人用戶獲取軟體服務的主要方式。

如果說過去的協作像是大家傳遞紙條，雲端工具的出現則讓我們可以直接在同一張白板上即時書寫。Figma、Notion、HackMD 等工具的普及，讓即便身處不同國家的人也能無縫合作，這正是 g0v 等社群能快速發展的關鍵。

而在這個時代，AI 技術的進步不僅改變了我們使用科技的方式，也重新定義了公民參與的可能性。未來的協作不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包括如何善用 AI 工具來放大公民力量，推動社會變革。

公民參與的轉型：從 SaaS 平台上的揪團辦松到社群平台上的游擊小隊

技術演進不僅改變了軟體的製作與發行方式，也深刻影響了公民參與的模式。過去，公民參與多依賴開源社群模式——以 g0v 為代表的台灣公民科技社群自 2012 年 成立以來，透過 SaaS 工具與技術協作，展現了如何利用開放精神改善公共服務。然而，隨著數位工具與社群平台的快速發展，公民參與逐漸呈現出以下幾個轉變特徵：

參與門檻與觸及率的變化

• 參與成本降低：
  早期參與開源協作需要學習 Git、參加實體黑客松，不會寫程式的話至少也要會 hackMD 共筆或是 google 文件，現代社群平台（如 Instagram、抖音）使得發布一則貼文的門檻幾乎為零，任何人都能輕鬆加入公共議題討論。在 Z 世代的眼中，看到有一個議題想發聲，起身去做的第一件事情不再是進群敲任何開發社群的 genaral，而是馬上開一個 IG 帳號，不管怎麼樣，先發幾篇文再說（更有錢的可能會直接打廣告）
• 觸及率提升：
  社群平台擁有成熟的演算法和龐大的用戶基礎，能迅速且精準地將內容推送給感興趣的受眾，甚至透過廣告投放進行量化和優化，達到以往難以比擬的影響力。相對於 g0v 的 general 頻道，在脆上發一篇文可能更有機會得到更多關注
• 即時性增強：
  社群平台的即時互動和快速傳播，讓公民行動可以在短短幾小時內迅速回應社會議題，激發具體且快速的社會反應。然而，這種高效的行動模式也可能導致社會能量迅速消散。當人們覺得「事情已經做完了」或「該做的都做了」，參與的動力往往隨之減弱，反而限制了持續深入的公共參與。

深度與廣度之間的取捨

儘管現代社群平台擁有廣泛而快速的傳播力，但這種模式也容易讓公民參與變得片段化與表面化。與之相比，傳統的開源社群（如早期 g0v 模式）雖然門檻較高，但往往能促成更深入、持久的協作與改變，更能助於建立更加深入的關係，甚至促成影響力大的變革行動。

這正是效率與深度之間的取捨問題：

在追求更大範圍參與的同時，如何兼顧議題探討的深度，成為現代公民參與面臨的重要挑戰。我們想要的究竟是更多的關注，還是更多的深度行動者。

若還期待社群影響力的恢復，在分化的社會中重新為社會織起這樣的連結。這將會是個嚴肅的議題，必須謹慎看待。同時這也會影響貢獻者們在解決社群治理議題時的考量，例如我們應該放多少注意力在新參者上，是所有新參者都要照顧到嗎？還是想要照顧的照顧到就行了

根據先前針對 g0v Ｚ世代參與者的訪談，目前看到一些還有留下來的 g0v Z 世代參與者，傾向於將 g0v 社群視為既有人際連結的擴充。

他們參與 g0v 社群基本上就是因為有認識的人在裡面玩得很開心，所以才願意待在這裡。

這樣的現象不禁讓我思考，有沒有可能在新參者的 onboarding 設計中，更應該強調新參者、最初帶領那位新參者進來的 g0v 老手、與 g0v 社群之間的關係，提升 g0v 在大型社群平台的影響力可能反而不是一個效果顯著的做法。

因為 g0v 現在是吸引想要針對議題進行深度參與的人進行討論與參與的地方，與大平台上的輕度參與文化之間有非常大的不同之處。但我支持持續在大平台上更新內容的做法，至少可以給那些不想要繼續孤獨做事的 IG 游擊貢獻者，一個進行深度參與的機會。

g0v 的現象：轉型而非衰退

從 2012 年以來，g0v 成為公民科技與開放協作的先驅，推動了許多具有實質社會影響的項目（如 COVID-19 期間的口罩地圖）。

然而，隨著社群平台興起，g0v 的模式在參與者數量和曝光度上似乎相對衰退，但這並非意味著其價值消失，而是反映了數位參與方式的自然演變：

• 在廣泛且即時的參與浪潮下，較深層次的協作型社群可能規模縮小，但卻能在特定議題上推動更根本的改變。
• 這種雙軌發展現象提醒我們：社群平台所帶來的高效率不必然能取代開放協作所構建的深度互信與持續創新。
• 因此，g0v在關注度以及社群聲量的相對衰落應被視為時代轉型中的一個現象，是新型態參與方式與傳統深耕協作並存的結果，而非單純需要修復的問題。

開源與協作：從獨立開發到全民共創

再重新回顧一下軟體發展史，除了見證技術的更新外，人類透過軟體的協作更加深層地反映了人類對更高效、更平等協作方式的追求。

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

在 1970 年代，軟體開發主要由大型企業與研究機構主導，使用者僅能被動接受成品。這種封閉模式固然有助於品質控管，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創新。隨著 1983 年 Richard Stallman 發起 GNU 計畫及 1991 年 Linus Torvalds 發布 Linux 核心，開源運動的浪潮開始席捲整個軟體界。開源不僅意味著程式碼的共享，更建立了一種基於互信與貢獻的協作文化，為後續協作模式的多元發展奠定了基礎。

網際網路與平台化的催化

網際網路的普及使得開源協作迅速擴展。從 1995 年 以後，像 SourceForge 這樣的平台讓分散各地的開發者能夠輕鬆協同作業；而 2008 年 GitHub 的出現，更徹底改變了軟體開發的協作方式，促進了全球性的協同創新。這種協作模式不僅推動了技術進步，也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互動創造了契機。

政府、開放資料、與被分散的注意力，長大後的 g0v

隨著政府自 2011 年起逐步推動開放資料政策，公民有了更多機會直接參與政策討論與公共服務創新。g0v 這樣的公民科技社群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成長，透過開源精神與開放資料，促進了政府與民間之間的協作。然而，隨著大型社群平台（特別是短影音平台）的興起，公民參與的方式也在悄然改變。

更多人可以輕鬆發聲，影響他人的門檻降低，資訊的流通變得更快速，但同時人們的注意力也變得更加分散。

但，這並不表示 g0v 的影響力正在消失，而是它的貢獻正朝著更小規模、精緻化的方向發展。

仔細觀察目前仍活躍的 g0v 專案，如 vTaiwan、Cofacts、島島阿學 等，可以發現它們逐漸接近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模式，專注於更具規模的發展、更精緻的產品與服務，並深入探討細緻的議題，帶來更具體的社會改變。

g0v 並不是變得不再有趣，而是在成長與成熟的過程中，逐步轉變為一個更具深度與影響力的平台。對於參與者專注度的要求變高了

同時，這也可能讓那些原本希望輕鬆參與的人感到有些距離，這樣的現象正反映了社群在不同階段的自然轉變。若要用豆腐的話來說的話，說 g0v 是個比 Facebook, IG, Thread 還要高級的社群平台，一點都不過分

人們可以在這裡更專注地投入他們有興趣的議題，並與其他同樣有興趣的人，建立起更加深入的聯繫。這反而可能是因資訊爆炸、注意力渙散而感到焦慮的現代人，最需要的喘息空間。

結語

回顧數十年的軟體演進與公民參與歷程，我們不難發現：

技術創新與協作模式的轉變，始終互為因果。

從最初以磁碟、光碟傳播軟體，到如今透過雲端與 AI 助力下的協作，新工具不斷降低參與門檻、提升效率；而這一過程同時也帶來了公民參與的廣度與深度之間的權衡。

在這樣的脈絡中，g0v 作為開源協作與公民參與的先驅，其相對衰退並非失敗，而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它代表了傳統深耕協作模式在面對新型社群平台衝擊時的轉型，而非應被一味挽救或排斥。

未來，可能會出現雙軌並存的情景：一方面是依賴社群平台實現廣泛、快速的參與；另一方面則是小而深度的協作社群，持續推動根本性的社會改變。

無論技術如何更新換代，核心始終在於人與人之間如何透過更有效率、更有意義的協作來推動社會進步。

正如經濟學中的取捨原理所示，每一次技術革新都伴隨著新的挑戰與機遇；而我們在擁抱變革的同時，也應保留那些能夠促成持續創新與深度改變的珍貴元素。從早期的技術協作到如今利用 AI 工具（例如 ChatGPT）探索人與科技的新型互動，開放協作模式正不斷演進，朝向更去中心化、透明化的方向發展。

在這個 AI 技術快速演進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重新思考 g0v 的定位與價值。

它是單純推廣社會議題的平台嗎？

還是讓年輕世代接觸公民參與的實驗場？

抑或是，一個醞釀改變的地下組織？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做到完美的選擇，只能從中選擇出最適合 g0v, 又或者是整個社會的解方。

特別是在 AGI 甚至 ASI 即將到來的前夕，技術不再只是工具，而是足以改變人類社會結構的力量。我們需要在效率與深度之間找到平衡，在開放與凝聚之間尋求共識。

這段學習歷程帶給我的最大啟發是：與其執著於維持既有形式，不如擁抱改變，找出嶄新的協作方式。就像數位科技的演進一樣，社群的轉型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我們或許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去猶豫，但只要願意創新，必能開創出屬於這個時代的公民參與新模式。

g0v 作為眾人資料協作的實踐場域，對於未來的人類社會而言，有非常大的潛力

未來，g0v 是否能找到一種新的平衡，既保有深度協作的精神，又能吸引更多輕度參與者的加入？

期待不久之後的未來，
Tofus

2025 年 2 月 13 日